s县古厝，承载着闽浙交界地带营建特色的传统民居，面临着续存危机。古厝，作为古时家族聚居的生活空间承载着独特的家族记忆，而s县的所属在历史上几经辗转，最后归属福建，故而在建筑风格上有多地合一的特征。s县的古厝不仅是家族集体意识的载体，也是闽浙传统民居建筑形制演变的珍贵样本。

　　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的演进，s县古厝逐渐走向消亡。消失、腐朽与改造改变了古厝的物质结构，纽带断裂、整体解构与空间再生产消解了古厝的存在根基，政府角色、居民导向、宗族势力与古建爱好影响了古厝的现实延续。

　　在现代化与城镇化的浪潮中，大部分古厝已逐渐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在古厝的原址上建立起属于新时代的榴房（不同于套房，一栋有多间房屋，房间像石榴籽一样，意味多子多福）中，可以嗅探到古厝的气息。在楼房前的台阶中，古厝原有的雕花青石台阶被巧妙地融入其中，自然老化的台阶与新房交互映衬。柱础（柱础是承受房屋立柱压力的奠基石，柱脚上的石墩，使柱脚与地坪隔离，起到相对的防潮作用。）或被倒置摆放，或成为摊位上太阳伞的镇石，尽管古厝本身已不复存在，但这些细微之处仍保留着它的痕迹。

　　有些古厝已经绝对没人居住与改造。以木材为主体的建筑结构难以抵挡岁月的侵蚀，古厝内部早已破败，院内杂草丛生。政府在外围架设了蓝色铁皮围挡，白底红字的“危房，请勿靠近”字样宣告了这座古厝的命运。从围挡的缝隙与高处望去，仍能看到残存的斗拱、挑檐和横梁，这些仅存的木质框架依稀勾勒出古厝昔日的轮廓与风貌。围挡虽高，却无法遮蔽古厝所承载的历史底蕴。

　　有些留存的古厝，仍有居民居住并做改造。出于改善生活条件与防腐的需要，居民为古厝刷上了五颜六色的现代漆水，高饱和度与明艳的色彩并不能突出古厝的特点与风貌，反而破坏了原有的质朴。改造过程中，作为古厝经典特征的天井已被填平，树立在旁的青石也离开他原有的位置。更多的情况是，作为整体的古厝不复存在，其不同的部分已分属不同的家庭，独立的核心家庭与邻里充分协商，拆除了古厝的部分建筑，改建现代榴房，极少居民会为古厝的部分结构腾出位置，如在现代砖房二楼至三楼的位置给古厝的横梁或屋檐留有空间，直接拆除的破坏性改造往往是大多数。

　　院内居民感叹道“以前小时候我们都在围绕着上面的连廊绕着跑，现在被拦腰截断，已经失去了这部分的回忆，其实呀我们这部分房子急需保护，我在t县逛过很多古厝，我们的柱子更大，有更大的文化价值，但t县保护的就是比我们好……”。

　　古厝承载着多代人的回忆，而被改造的古厝是居民对生活便利的直接需求与古厝文化价值被边缘化的现实产物，留存还是消亡是古建保护的亘古难题。

　　还有一些古厝虽有人居住，但无人做改造。仍在其中居住的多为老人，二楼因不便使用而长期无人问津，已出现部分腐朽。居民们提醒来访者注意“这里的木头烂糟糟，小心摔倒，摔倒不要怪我哦”。通往二楼的台阶布满灰尘，当访者迈上台阶，木质件间相互挤压的吱呀作响透出这座古厝的苍老无力。中厅上硕大的“囍”字与每个门上“成双成对”的红色对联，为这座古厝添上独属于中国美学的生机，同样的，每逢过年，古厝中庭会因居民烹鸡宰鸭而热闹起来。古厝在这里得到部分保留，却因缺乏修缮而逐渐破败。

　　有居民表示：“这里的房子还怎么盖的起来，一楼是我们家的，二楼不是，就算我们家有够的钱，别人家也没有哦。”

　　古厝的诞生是一种家族叙事的空间化，其建立往往是基于家族的团结纽带,作为家族宅院，既是居住空间，更是家族凝聚力的体现。如s县最老古厝之一的明中左右的三堂厝，其建设者是当时县内知名x家，据说建设者x曾是s县的知县，x家雄厚的财力与紧密的团结纽带在三堂厝的形制中得到直观展示。同时，古厝的各处设计都蕴含着特殊的文化意涵，门上的麒麟、墙外的凤鸟，其背后隐藏着一套精密的传统伦理，古厝的空间秩序与家族维系团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当“家族”逐渐转变为“家庭”，古厝的功能与象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居住功能完全超过文化功能，古厝的每个部分作为孤立的核心家庭生活的载体，变成了简单的居住空间。

　　功能的消逝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时间的长河里逐渐消亡。在访谈间，最高频率出现的三个字是“小时候”，对于外出的父辈们来说古厝承载着儿时的记忆，而对于在商品房或榴房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来说，古厝已成为难得返乡时的独特见闻。

　　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古厝及其所含有的原有功能从改变走向了消失，瓦当下的集体意识不再流动，残存的记忆日益模糊，作为参观性质的古厝也很难与新生代有更深的联结纽带。当古厝失去功能支撑，文化意涵也被抽离，消逝便是宿命。

　　“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了了了”是s县的一句俗语，道出了家族凝聚力的衰退规律，跟着时间的流逝与岁月变迁，聚合的家族走向分散，古厝的集体意识逐渐由团结转为分裂，古厝的物理空间也被分割。并且历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种种变化，一座古厝常被分割给数十户（某厝正厅归李家，东厢属王家）。如此物理分割，古厝作为整体的归属早已模糊不清，散开的古厝不再凝聚，居民“只认自家屋角，不管公共梁柱”。古厝保护或建设日益成为“个体化”的行为，而个体的资源与能力不足以承担维系古厝历史与团结家族的重任。

　　c氏宗祠，这座古厝的的困境更具象征意味。历史上这座宗祠曾是c氏家族的强盛的重要象征，在某时期曾作为某镇政府办公地点，但如今其部分依然非c氏所有而归政府，c氏针对历史遗留问题有强烈的解决需求。古厝本身年久失修已成危房，所属问题悬而未决，安全问题接踵而来。

　　古厝在“权属”模糊下面临着一种修缮或重建的“真空”，一方面古来自有的厝中集体意识已经消逝，另一方面现实背景下缺乏明确责任主体与充足资源支持，古厝没有办法获得及时有效的修复与保护。

　　s县城关不大，且四面环山。登临山顶，河流穿城而过，s县城关发源这块小河谷；对照古图，河流护城而围，民国以前s县城关居民主要聚居于河流南方与西方，以东以北并无人聚居。由此，不难理解f大学社会学系前系主任评价“s县城关寸土寸金！”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持续不断的增加，老城区本来面积极小，在居住密度上，古厝不能够满足人口的居住数量上的需要，大部分的古厝都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如今城关的灰色经典建筑——榴房。

　　在居住质量上面，木质结构的、陈旧的、传统的古厝在现代生活标准下显得捉襟见肘。居民需要“水、电、管、网”等现代生活的基本需求，也需要“安全防火”等基本生活保障，需求与技术的不兼容下，古厝不得不为现代生活的安全与高效让步，只得加速走向消亡。

　　土地的稀缺性与现代的空间需求有着根本矛盾，古厝的传统形制与现代居住需求存在技术断裂，s县县民的生活空间由此走向再生产。

　　地方政府在古厝保护中陷入双重角色困境——既是文化守护者，又是风险管理者。古厝保护存在一定的治理困境，古厝数量较多，分布较散，历史价值难以考量，而制度性的文物保护多集中于对国家级和省级文物的保护，未能覆盖数量庞大的古厝。以s县另一种古建——廊桥为例，相对于古厝而言廊桥数量不多，历史价值容易确定，很多被列为保护单位，修缮与保护相对到位。相反，古厝的文化保护难题常被简化为一种安全技术问题，地方政府对古厝保护往往采取被动应对的态度，优先选择拆除作为危房的古厝。值得一提的是，古厝的保护过于复杂，仿古建设相对简单，新区的水泥古建在夜晚闪耀炫彩灯光，老城的传统古厝于楼宇间黯然失色。

　　在文化传承与现实生计中，居民行动具有实用主义导向，往往主动文化价值，满足生存需要。古厝的修缮成本其实不低，不仅需要传统木作、雕刻等几近失传的技艺，还需使用特定木料。现如今在仍在古厝里居住的居民，要么困守古厝却无力修缮，要么直接在自己这一部分推倒重建，彩漆覆盖、天井填平等破坏性的修缮虽暂时解决了居住问题，也从根本上消解了古厝的文化价值。

　　宗族势力的强弱直接决定古厝的存续。宗族势力强大自然会把祠堂这类古厝修建的很好，当祠堂古厝受到威胁，甚至能团结宗族力量表达诉求。这些宗族通过家族长老重新凝聚宗族力量，祠堂依旧保持了其既有的功能，在新的时代延续传统的文化。但当某些宗族的存在形式从大家族向核心家庭过渡，内部的权威体系被削弱，家族内对古厝修缮与维护的责任分配不再明确，则宗祠类古厝也会走向消亡。

　　古建爱好者的活动是自发的，主体性强的。他们通过影像记录古厝并在社会化媒体上的传播，结合已有的材料，生产了一定的关于古厝的知识，留存了古厝的重要一手资料。虽然“为爱发电”的行为很难扭转古厝消亡的趋势，但也是古厝文化基因的微弱延续。

　　幼时，我不曾理解梁思成先生疾呼保留北京旧城，如今，类似的思考发生在今天的闽东一隅，逐渐消亡的古厝，与消逝的北京城墙一样，都在叩问着一个永恒的命题：现代化是否必须以铲除集体记忆为代价？

　　当危房围挡取代文保规划，当仿古建筑新晋政绩展板，拆和留的二元对立何时才能破除？就s县的古厝现状而言，或许注定走向消亡，当最后一座古厝消失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独特的建筑文化渊源，家族记忆也就此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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